&ep;&ep;那么,什么样的精神和风度能够代表士族?

&ep;&ep;高贵和清纯。高贵是为了与卑贱者相区别,清纯则是为了与混浊者划清界限。这两条缺一不可,因为士族是一个优越感极强的阶层。他们通婚必须门当户对,也不能跟身份不配的人坐在一起,即便后者贵为皇亲国戚。毛曾被称为靠着玉树的芦苇,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出身寒门。

&ep;&ep;出身寒门必定寒酸,寒酸则必无气度和品位,这就是高级士族的观念。尽管这种观念未必正确合理,却为名门望族所坚持。结果,位高权重的桓温为儿子求娶王坦之的女儿,便被老爷子王述拒绝;谢安家由于在西晋以前不是一流大族,竟也被讥为“新出门户”。

&ep;&ep;不过士族的优越感是血缘的,更是文化的。因此他们更看重的不是贵贱,而是清浊。这是东汉末年就开始产生的观念,一般的理解大体是:正直为清,邪恶为浊;高雅为清,鄙俗为浊;读书人为清,暴发户为浊。

&ep;&ep;清纯而高贵,就叫清高。

&ep;&ep;所以,那些坚持自己的操守和品位,不跟权贵和暴发户同流合污的士大夫就叫清流。他们的声誉叫清望,品格叫清标,言论叫清议,就连扬起的尘土也叫清尘。

&ep;&ep;这就必须超凡脱俗。

&ep;&ep;因此,魏晋名士酷爱的对象、形象和意象,便或者是清纯的,或者是明亮的,或者是晶莹剔透的,或者是风姿绰约的,或者是楚楚动人的,而且几乎无不用于人物的鉴赏和品评。比方说:轩轩如朝霞举,濯濯如春月柳,朗朗如百间屋,烂烂如岩下电,肃肃如松下风。

&ep;&ep;是啊,一个人,气宇轩昂有如朝霞升起,明净清新有如春柳初绿,开阔明朗有如高屋建瓴,目光炯炯有如岩下闪电,那是怎样的风采和风度!

&ep;&ep;还有清风朗月,那几乎是魏晋风度的形象代言人。

&ep;&ep;但更值得注意的,是松。

&ep;&ep;松,原本是道德的象征。所谓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这种象征意义魏晋也有,一位名叫和峤的大臣就被点评为“森森如千丈松”,意思是国家的栋梁。因此他的去世,也被称为“峨峨若千丈松崩”。

&ep;&ep;比和峤更早得到这种好评的是李膺。李膺是东汉名士的领袖,位居名士排行榜“八俊”的榜首(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《两汉两罗马》)。他得到的评价,是有如劲松之下强劲的清风(谡谡如劲松下风)。

&ep;&ep;这是风骨的象征。

&ep;&ep;嵇康也获得了类似评价。山涛就说嵇康平时有如“孤松之独立”,醉倒有如“玉山之将崩”,其他人则认为嵇康“肃肃如松下风,高而徐引”。也就是说,李膺的风清冽强劲(谡谡),嵇康却是慢慢吹上去的。这样的松下风,显然更有一种飘逸潇洒甚至自由散漫的神韵。

&ep;&ep;实际上,这也是东汉与魏晋的区别,即东汉更重道德而魏晋更重审美。而且,审美的前提是“丘壑独存”。难怪一个人优秀漂亮,就叫“长松下当有清风”;也难怪人们对山涛的观感有如“登山临下”,但觉“幽然深远”。

&ep;&ep;这可真是活得漂亮。

&ep;&ep;没错,漂亮得就像大自然。

&ep;&ep;魏晋名士对自然界的热爱,确实超过了前人。简文帝那一句“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”,道尽了他们的心曲。他们不但以清风明月、春柳劲松来品评人物,更亲自置身于大自然之中,并从中体验到难以言表的愉悦。

&ep;&ep;比如顾恺之和王献之。

&ep;&ep;顾恺之是画家,王献之是书法家,但他们最喜欢的都是会稽郡山阴县(今浙江绍兴)一带的山山水水。顾恺之的描述是:千岩竞秀,万壑争流,草木蒙笼其上,若云兴霞蔚。王献之的说法则是:从山阴道上行,山川自相映发,使人应接不暇。若秋冬之际,尤难为怀。

&ep;&ep;两位都是艺术家,感受当然敏锐,不过这种感受能力却未必没有普遍性。有一位僧人从建康回会稽路过吴中遇到下雪,事后对当时情景的描述便同样富有诗意:郊邑还在纷纷扬扬,山林却是一片洁白。

&ep;&ep;对于这样的文字,任何解释都会显得多余。要说的仅仅是:这已经完全不同于之前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对风景的描写。在那里,自然和自然现象只不过是人物或故事的背景。在这里,却是独立和纯粹的审美对象。

&ep;&ep;同样,魏晋人眼中的自然界,也不再是孔夫子那里的道德象征、董仲舒那里的政治筹码。它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一样可以观赏和品评,只不过也许更漂亮。

&ep;&ep;天人依然合一,然而意味不同。

&ep;&ep;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转折,人与自然的关系从道德和政治的一变而为审美的,由此产生的文明成果则是山水画和山水诗。尽管它们要到隋唐以后才蔚为大观,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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